第一次采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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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走进房间的时候,霍尔女士已经在座位上等待了。出乎我对她的想象,她穿着家居服,没有化妆,鼻梁上架着一副普通至极的黑框眼镜,双手滑动着手机屏幕。 听到我和她打招呼,她一下就抬起头来,高兴地握住我的手,然后请我坐下。她动起来后有股干练利落的气势,镜片后的双眼绽放着激情,对生活、对工作的激情。这一下就彻底打消了我的疑惑:她果然是一位身经百战,在新闻第一线行走多年的记者。 我们的座位前各有一杯茶饮,霍尔女士还热情地邀请我品尝她做的黄油曲奇。出乎我的意料,这些其貌不扬的小东西竟有如此美味。 我打开录音笔,我们就此聊了起来,她是个十分健谈的女人,而我也是个专业的记者。很快,我们就谈到引她入行的契机,同时也是她的第一次婚姻。 “鲍勃是个自由摄影师,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。我才上大学,在纽约学经济,”她故意皱了皱脸,“我长在保守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,生活单纯。我第一次见到鲍勃这样的人,一下就疯狂地迷恋上他。” “我们在校园里认识,对彼此一见钟情,他在学校里办了个小型影展——” “他那时算是事业有成了?”我插嘴问道。 “可以这么说,”霍尔女士停顿了一下,“在艺术上,他做得不错,有一批很欣赏他的观众。” “我们一见钟情,”她重复道,“一下就陷入热恋,他很快在纽约租了房子,我也从宿舍里搬出来,和他住在一起。” “鲍勃喜欢旅行,喜欢摄影,并且有一种超出常人的勇气。他给我看他在国家内乱、在贫困地区拍摄的照片,我几乎瞬间就被打动了,”她抬手停住我欲出的问题,继续说到,“那时我还没想做一个前线记者,只是单纯地震撼于画面中蕴含的痛苦,也许还有一些对自己恋人的崇拜。” 我于是合上嘴巴,耐心地听她继续讲述。 “在我十九岁的时候,我怀孕了。那时候鲍勃二十五岁,其实我们没想那么早要孩子。” 我理解地点了点头:“我明白,你还在上学,肯定有很多不便。” 霍尔女士笑了笑,说道:“其实这才是我走上记者道路的契机。” 我精神一振:“是吗!请您快讲一讲吧!” “我的肚子一天天变大,夏天刚过,它就已经无法遮掩了。我回到学校,每个人都盯着我的肚子看。其实这对一个青少年来说真的很难。”霍尔女士笑了笑,但我不难想象她当时的窘迫,“也就是那时候,我想到高中时候小镇里那些怀孕的少男少女,他们是我的同龄人,却比我还要早就怀孕了。高中生,有些甚至是初中生。我才意识到我那时是多么盲目啊!那些故事、那些困境就在我的身边,我却从没关心过。” 我为这转折而小小地吃惊了一下,同时又觉得恍然大悟。我急忙问道:“想必您之后为此做了一番调查?” 霍尔女士端起杯子喝了一口,轻轻摇头:“算不上调查吧,我做了一些采访,但越深入,我越发现自己很难总结,很难评价。因为我也怀着孕,大部分采访对象都愿意接受我,向我倾诉。从这些故事里我发现一切不仅是个人选择,其中有太多社会、家庭、婚姻的因素交织,我感到自己没法把握重点。” 她沉默了一会儿,又说:“看到许多人的人生轻易地滑落到另一条轨道,我又感到一种使命,因此我兼修了社会学,试图做一些研究,同时对调查记者的一切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” “我生下了大儿子亚当,他是个可爱的男孩,但我们都太忙了,经济上也不宽裕。鲍勃的妈妈替我们养着孩子,我们真得感谢她,没了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”霍尔女士笑了笑,“我和鲍勃去世界各地采访、拍摄,我写了一些稿子,渐渐有报社愿意聘用我,雇我去做采访。”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,她的这一段经历我已在资料中看过:乔安娜·霍尔,职业生涯初期和丈夫搭档采访,一年后跟随无国界医生前往非洲。在她二十四岁那年第三次与国际医生赶赴非洲,但几天内当地形势迅速恶化,由小型冲突升级成大规模交火。霍尔女士身处其中,在其他记者赶到之前发回了第一手报道,自此也开始了自己奔波在战火之中的记者生涯。 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她之前的文章,我一如初次时那样,仍深深被其中蕴含的痛苦和同情所打动。三十多年过去,她的故事已经在访谈中重复了很多次,而我今天又邀请她做这次采访,则是想从一个更私人、更亲密的角度切入我的问题。 “霍尔女士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,问题已经在脑海中滚了两三次,斟酌着不显得冒犯的用词。 “请叫我乔安娜就好。”她宽容地说。 “您提过,在那时您已经和丈夫分居,是吗?” 她点了点头。 “如您所知,我正在做一系列报道,试图探讨这些奔赴战争的记者、摄影师、军人在真实的战役中受到的影响,”我真诚地说,“战场与都市生活之间的反差,家庭与硝烟之间的矛盾总是困扰着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,您一定面临过选择,遇到过挫折,我想这也是人性所挣扎的部分。” 她认真地听完了我的叙述,并不显得惊讶,只是慢条斯理地喝完了杯中的红茶。 “其实分居并不是表示我们的情感状态,只是对居住情况的陈述。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,已经和鲍勃聚少离多,”她开口道,“这是我们这一行的特性,他和我同样都是媒体人,遇到的困难就是一个人的平方。” “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问题,但当我回到美国,我的家人和朋友,还有鲍勃的家人,他们会旁敲侧击,对我们的生活表示忧虑。我才发现自己和他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交流,我虽然总是飞去海外,每隔几个月还能去鲍勃母亲那里看望儿子,但他和我同样忙碌,我们的时间时常错开。” “但这其实是外派人员的通病,不是吗?”她对我笑笑。 我赞同地点点头,等着她继续说下去。 “我有一些犹豫,打算等结束下一次采访后回去好好思考我们的关系。但战争爆发了,你不需要多少新闻嗅觉就能发现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大事件,多少年来都只是小规模冲突,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不会真的宣战,”她说,“我当然激动地挤身进入。” 时间过去,皱纹已经攀上霍尔女士的眼角,她讲起过去的故事,神情从容平静:“具体是怎么说服他们接受我的采访,用我的护照虚张声势,这些内容在之前的访谈中已经说过很多遍了,我想你想听的也不是这些,对吧?” 我吞咽了一下,依稀已经预感到她要说什么。 “等我结束这次采访,还没回到国内,就已经收到他去世的消息。在飞往墨西哥拍摄的途中飞机失事。” 霍尔女士只是继续说到:“我和鲍勃的母亲商量,亚当依旧由她抚养,几年后,我实在忙于报道战事,索性将抚养权转给了她。后来她的二儿子移民欧洲,不久,她和亚当也跟着一起去了。” “那时通信不便,我和亚当偶尔能打电话,大多还是写信交流。他只是个孩子,我又很年轻,很忙碌,错过了太多他的成长。” 我对这一切都再熟悉不过,就如之前的数位采访对象一样:聚少离多、难以顾及家庭、与孩子的生疏…… 然而,我相信她作为战地记者,总有更独特,更私人的一面。 我将话题转移到她报道过的战争上,翻开另一本相册,并不算血肉模糊,因为尘灰占据了大多的篇幅,那些灰头土脸的士兵、平民、亡命者显然打开了她的话匣。渐渐地,我们说到她们被困酒店的那次经历。 起因并不特殊,无非是报道过程中外交情况直转而下。又处在军事冲突地区,记者无法离开当地。这是一起大事件,持续的战争吸引了数十位不同报社、不同国籍的记者进入,摄影师、向导、图片编辑、采访记者们都聚集在当地唯一的一家星级酒店中。酒店外有西方的驻外军队把守,这些说着英语的士兵们给酒店中的众人带去了些许安全感,但气氛依旧随着物资的减少而不断变得紧张。 “在极端环境下,人们总会……”霍尔女士斟酌了一下,“做一些疯狂的事情。” 我对此心知肚明,人性的挣扎不仅是在面对尸体、血肉、炮弹的时刻,更是与那些放纵的诱惑、吊桥效应、聚集在一起无所事事又骚动不安的人们共处一室——我听说过一些驻外记者在当地风流放纵的故事,性因为工作的短暂单程而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良药,只在这里,只在此时,只要回到美国,他们又能回归正常的生活中去。而乔安娜故事里的那些人,他大部分只是点头之交,却又都受到战争阴影的困扰,并被困在这个封闭的、华丽得与外面贫瘠的世界格格不入的酒店中。 我的心砰砰跳着,为自己的采访素材而感到激动,急切让我顾及不了自己笨重的身躯,前倾着伸长了脖子,好像这样就就能早听到一点儿似的。 “我得说,那几个月里产生了很多冲动的爱情,甚至是荒诞的多角关系。这一点儿也不出人意料,在那样的紧张中,一点儿情绪都被放大了,两个月的轰炸后,每个人都变得过敏、神经紧绷、对别人的一个眼神敏感地大喊大叫。有的人开始接吻,疯狂地、好像是最后一次亲嘴那样接吻,然后其他人渐渐也无法忍受孤独。 “你知道,对于我的有些同行来说,他们选择这样的双重生活,在海外宣泄激情,然后回到家里。但我其实更希望保持一种长久而真诚的快乐。” 我看着她有些惆怅的面孔,轻轻问道:“但您在那几个月中破例了,是吗?” 霍尔女士笑了笑,给我以肯定的回答:“我和一个驻守在酒店的美国士兵在一起了。有一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遇见他,然后……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,只是一个眼神,我们俩突然间就心领神会了。吃完东西,他在餐厅外面等我,然后我们就——”她做了一个手势。 “很疯狂,真的很疯狂,他在家里有妻子,我也才决定要过一段时间的单身生活……” 这一段私人的分享显然激发了她的谈兴,对着相册中的照片,她又向我描述了自己在前线所见到的景象。不仅是鲜血与枪炮,那些让人心痛的种种失去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。父母失去孩子,孕夫失去胎儿!此刻我无比感同身受,那些鲜血淋漓的相片让我的心颤栗不已。 我听得入了迷,直到一双温热的手掌盖上我的双手,我才发现自己正在微微地颤抖。霍尔女士忧虑的面庞凑近了,她并不宽厚的肩膀拢着我,像妈妈一样将我罩在怀中。 “呃——”我长长地哼了一声,一只手按上了腹部,“我,我想我的肚子有点痛——”